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制悠久.春秋时期筑建城邑管理所开拓疆土; 秦朝推行郡县制筑城以守边,兴起了沿线城市建设活动,绿洲、游牧民族聚落逐渐形成; 汉朝凿空将河西走廊纳入国家治理版图,沿线设酒泉、武威、张掖和敦煌等郡县,通过诸侯封国和郡县制加以管制,并设西域都护府、屯田城市和商贸驿站;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形成了“都护府-军镇-守捉”“州-县-乡-里”完整的军政管理体系,城市格局逐渐完善,西北地区成为国家治理和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两宋时期,西域民族割据,丝路沿线城市逐渐走向衰败; 蒙元时期,疆域大幅扩张,丝路沿线实行“省-路府-州县”三级管理体系,并设置众多驿站和“站赤”,沿线城市迅速发展; 明朝推行“行省-府-州”“行都司-卫-所”管理制度对丝路沿线城市进行管理,并保卫其安全; 清政府击退沙皇俄国侵略、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上层势力后,大力开发西域,据统计,清政府在甘肃新设县城4个,青海、宁夏3个,新疆26个,并建设了惠远城、广仁城等,奠定了今天城市的基本格局^[7](如图1).

图1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owns along the Silk Road

沿线城市高度重视文化空间建设,并形成“以文凝边”的文化空间营建经验,兹述如下:

(1)以文育人、价值凝聚

沿线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为实现民族凝聚、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历史上沿线城市高度重视文庙、学宫、书院等文化空间建设,以此来弘扬主流价值观、化育人心.如青海湟源,秉承文化为“治理之大本”、教育为“富强之先声”,城内广建祠庙宫观,城南营建文昌阁、义学与书院,城北建武庙,自此,城市文明大启、文风渐开^[8].又如西域门户哈密,地处要隘,自清康熙驻兵屯田以来,历代文人志士在老城内外相继兴学建庙,培养形成了多民族修身养德与致思致敬的人文思想.此外,以形式各异的祠庙、亭台建筑为载体,对古代人文精神进行传承、纪念,对主流人文精神的传承与提升,凝聚形成历史主流的“忠义”“气节”等人文价值观念.

(2)因俗而治、治教结合

沿线城市的风俗习惯及百姓观念与内地有所不同,因而古人文化空间建设“修其教不易其俗”^[9],在尊重民族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文化空间,以“感劝人心”^[10],从而使人民“知礼乐”^[10],以达到稳边治疆之效.如青海环湖地区崇拜山水,因“青海湖祭海”而形成独有环湖祭祀空间^[11],青海、新疆等蒙古族居住区域因传统节日活动—那达慕大会而形成区域独有的民俗体育竞技空间等.此外随着书院、文庙的兴建,其在施行教育的内容上因俗而制,如宁夏地区,其“学校之所教者,非特诗书礼乐,虽干戈羽纶亦在焉”^[10],使中原文化与地区文化相结合,人心一体,从而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地区稳定发展.

(3)气通山泽、地域独创

沿线地域辽阔、自然风景多样,古人融合自然山水打造当地人文环境,将城市与周边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通过关联山水形胜营建重要文化空间,建设城市山水人文格局.如天水古城的营建,结合周边山水特性,以城市中心文化空间——文庙为山水人文轴线中心,东西向以城市主要道路为轴,南北向以北侧泰山庙与南侧文山为轴线的起始点,形成了强烈的人文空间秩序.天水古城利用周边的自然环境与城市内部的人文空间形成呼应,形成了“两山并置,轴线贯穿”的城市空间格局^[12].以此,达到“山泽通气、人文蔚然”的目的,体现出了人-自然-文化合一的整体营造观念,彰显出了独具地域特征的城市风貌^[13].

(4)兼容并蓄、中国风格

沿线城市是中国和亚非欧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也是文化冲突的焦点和文化融合的汇点,西北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兼容并蓄,广泛吸收外来宗教艺术文化、城市营建经验、建筑风格等.如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喀什,喀什噶尔古城中存在大量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其城市空间呈现特色迷宫式布局,香妃墓、艾提尕大清真寺建设融合了伊斯兰风格.同时,沿线城市实现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如清真寺的建设,基本实现了由伊斯兰建筑风格向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与风格的转型,典型的有西安清真大寺、同心清真大寺,其建筑形制体现中国古典建筑形式与风格的魅力,而其建筑内部则呈现浓郁的中国与伊斯兰文化交融气息,并将中国风格与伊斯兰建筑装饰风格相融合进行墙面装饰等.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数量多、类型杂、覆盖面广,从沿线城市中遴选西安、宝鸡、天水、兰州、酒泉、敦煌、武威、张掖、银川、西宁、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等样本城市,对城市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展开研究.当前文化空间的相关研究表明,文化空间的数量、功能、形态、构成、质量等对文化空间特征具有重要影响,需要保障数量、塑造空间格局以及提升使用质量.因此本文构建了文化空间“量—质—形”评估体系,通过GIS技术进行分析,遵循“数据提取—技术分析—结论导出”的评估流程,进而总结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及问题.

沿线城市老城历史文化资源富集,文化空间在城市用地的占比也较高.随着城市规模高速扩张,新建文化空间的数量、面积和类型与当前社会发展存在脱节,老城区原有的文化空间服务范围难以覆盖.以现有留存古城格局良好的西安、喀什为例,老城区文地率^[14]分别为7.8%、1.57%,明显高于新城区范围2.9%、0.8%的文地率数据,但与我国东部城市相比,文地率依旧偏低; 而宝鸡、兰州、天水、乌鲁木齐等仅保留老城区轮廓和格局城市,老城区文地率也高于新城区,反映出新城文化空间建设规模不足.从城市分布上看,沿线东部城市西安2.9%、中部城市固原1.09%,文地率高于西部沿线省份城市,呈现沿“一带一路”从东到西递减的趋势(如表1).基于现有样本城市数据,沿线城市文化空间类型以文化设施、宗教和纪念用地为主(如图2),均缺少具有高度文化意义、能够唤起人民高度社会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精神标识类文化空间^[14].

表1 沿线城市文地率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cultural land rate of cities along “the Bolt and Road”

图2 沿线城市文化空间构成统计表
Fig.2 Statistical table of cultural space composition of cities along “the Bolt and Road”

城市文化空间的服务效能主要通过文化设施的服务覆盖范围、类型多样性和交通可达性加以反映.西安、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文化设施服务覆盖面积广、城市文化设施类型多样(如图3),如西安文化设施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具有较强集聚性,包括博物馆、美术馆、会展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宫等多种类型,主城区基本实现15 min机动车可达,并形成多个5 min机动车可达圈层.

图3 文化设施可达性分析
Fig.3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通过交通可达性分析发现,西安市碑林区基本实现15 min机动车可达,莲湖区、新城区和雁塔区大部分地区实现15 min机动车可达.乌鲁木齐市文化设施15 min机动车可达圈层主要分布在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和天山区的交接区域,市区具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当前北部区域大多文化设施配置不足,文化设施的联系较弱.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走廊城市,主城区基本实现文化设施15 min机动车可达,部分区域实现5 min机动车可达.如武威,其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北部,在北部形成单个5 min机动车可达,其类型包括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书画院,其东南部发展区域则文化设施服务覆盖不足; 敦煌文化资源丰富,其内部文化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工人文化宫、敦煌博物馆,类型较单一,缺乏地域文化的空间表达,文化设施服务覆盖面较窄,只有部分地区实现5 min机动车可达,且东西两区的文化设施空间缺乏联系.以伊宁市和吐鲁番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城市,因其区域发展活力不佳,文化设施类型单一,如伊宁市,文化设施散状分布,主要包括文化宫、陈列馆、剧院、纪念馆等,吐鲁番主城区内只有博物馆和陈列馆两类文化设施,城市文化设施数量较少,且缺乏地域特色,可达性分布呈稀薄的“网”状.

总体而言,样本城市文化设施空间主要分布在主城区,文化设施基本为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基本类型,省会大城市文化设施服务效能较好,但文化设施发展相较城市化速度较为滞后,中小城市基本实现15 min机动车可达,但5 min机动车可达性较弱,且文化设施类型较为单一,数量较少,文化设施空间缺乏与文化资源、地域特色的结合.

西北城市在文化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为“高强度向心集聚”“中心集聚+外围扩展”型等分布形式(如图4).呈现“高强度向心集聚”型城市规模一般较小,如酒泉、乌鲁木齐、银川、吐鲁番市,城市文化空间大体分布于其古城范围,在古城范围内形成文化空间热点区,集聚多种文化用地,而城市新建用地中缺少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传承,忽视了文化空间的建设,导致城市新城区文化空间的稀缺; 呈现“中心集聚+外围扩展”型城市文化空间传承延续性较强,其文化空间分布形式是由“高强度向心集聚”型文化空间分布形式发展而来,如西安、西宁、兰州,城市在古城区内形成文化热点区,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化空间沿城市发展方向向外扩展衍生,此类城市重视文化空间的新旧格局延续,体现出了城市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形成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图4 城市文化空间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diagrams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沿线城市自古就注重城市文化空间与周边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以文化空间为关键节点,串联山水,形成城市山水人文格局.但在新旧格局延续传承中沿线城市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城市新旧格局延续较佳,西安作为丝路起点城市,历代城市重视格局延续,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强化城市中轴线统领下的文化空间格局,其上布局有自然博物馆、市民中心等现代文化空间,形成新旧协同的人文空间布局模式; 二是随着城市扩展,城市原有格局遭到破坏,逐渐消隐.由于历史上沿线城市规模普遍不大,但随着快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扩张到原有城市的几十倍甚至百倍,原有的历史格局就显得十分渺小,城市发展中若意识不到其价值,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城市的空间格局与历史格局分离、甚至被破坏.如乌鲁木齐,其古城山水人文格局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城市随交通轴线无序延展,城市文化空间缺乏组织,城市人文格局逐渐走向无序.

立足西部“一带一路”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构筑区域文化空间系统,深入挖掘和阐发历史文化价值内涵,构建基于区域、省、市的“分级-分类”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立“分段-分区”文化空间保护工作机制,完善针对性文化空间保护名录,结合工程项目落实沿线城市文化空间保护,全方位展现西北地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依据沿线城市在“一带一路”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以及城市发展条件,构建多民族融合地区完整的城市文化空间体系,增加文化空间配置,补充文化精神标识类、纪念类和文化设施类等文化空间.制定城市文化空间设施规划标准,结合生活圈规划设施布局,优化文化空间的规模、选址和空间布局,有效提高城市人均文化空间配置面积和万人拥有城市文化空间数量指数,达到城市适用的文化空间规模配置水平,彰显城市文化空间公平.

沿线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应重视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构建,发扬传统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营建智慧.即在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塑造的基础上,加强其与周边自然山水的关联,注重沿线城市所处地形地貌环境下所形成的山水格局的独特性; 在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塑造上应注重新城格局的构建、旧城格局的延续,塑造新旧协同的整体格局.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语言要符合中国本土语境,不能简单复制外来文化的空间符号,将文化空间建设符号化、表面化,应将对外来文化选择性进行融合、转化,“化”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推动文化空间“硬件”和“软件”建设,以提升城市文化空间服务质量.健全文化空间评估机制,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多元人群的文化空间需求、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现状、地域民族特色和城市空间形态,优化城市文化空间布局,实现文化空间的共建共享,提高文化空间服务覆盖率、均衡性和使用便利程度.另一方面需加强城市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运用大数据信息平台,结合云直播、VR等新技术,推动公共文化云、智慧图书馆等建设,提升文化空间惠普度.此外,需加大政府对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投入,为城市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 并完善文化空间建设的检查和监管工作制度,以确保文化空间建设的实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