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78404);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9YFD11009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科技基金(ZR18002)
第一作者:吕 琳(1979-),女,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E-mail:473825407@qq.com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high platform architecture; Chang'an historic landscape; site protection; cultural heritage
DOI: 10.15986j.1006-7930.2020.05.012
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西安苑囿高台建筑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出发,通过分析长安传统高台建筑的基本特征,包括功能演变、艺术特征与环境特征,结合目前西安高台建筑遗址遗存现状、历史信息、保护等级的分类阐述,提出了西安高台建筑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有关原则,剖析了保护与利用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和适宜性的评价方法,为西安在面对下一轮城市建设中历史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及地域化景观环境的建设提供思路.
Starting from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high platform architecture relics in Xi'a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igh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 Chang'an, including functional evoluti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classifying elab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level of Xi'an high platform architecture relics, put forwards the relevant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rinciples of Xi'an high platform architecture relic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s well as put forwards the mode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environment in the next round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Xi'an.
受自然崇拜、道家思想及方士文化的影响,古长安地区的苑囿,尤其是秦汉时期的皇家苑囿内,多建有高数丈至数十丈的“高台建筑”,它们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构成了相关苑囿的核心要素(见图1).《说文解字》曰:“台,观四方而高者也.”“榭,台有屋也.”段玉裁注“《释名》曰:观,观也,于上观望也.观不必四方,其四方独出而高者,则谓之台.……高而不四方者,则谓之观,谓之阙也.”台上建房屋称“台观”或“台谢”,秦汉的台因很少见台上无建筑的记载,往往台观、台谢连称.这也是长安历史上该类建设最为兴盛的阶段.
近几年,学者们对于“高台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起源与发展[1-2]、形制特征(不同地域)[3-7]、文化内涵与传承[8-10]等方面,对于西安地区高台建筑发展脉络与特征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 且多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学与建筑学的角度展开,仅聚焦于高台建筑本体,缺乏从城市建设与风景园林的宏观视角对本体与环境关系的解读.另外,对于夯土建筑遗址保护与展示的研究[11-14]大多以个案的方式呈现,相对缺乏某一类型遗址在面对不同内因与外因作用下,差异化利用途径的探究.基于此,本文通过总结长安苑囿“台观”建筑特征、梳理现存高台遗址状况,探讨其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及其适宜性,为日后遗址保护与城市景观环境建设的平衡与共赢提供理论支持.
《礼记·祭法》中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受山岳崇拜思想的影响,古代人们认为山是天神在人间居住的地方.但因山岳遥远难登,故人们就修筑高台,摹拟圣山,以实现“考天人之际,法阴阳之会,”通神拜仙的目的.据传尧、舜均曾修筑高台以通神.台在秦代之前的核心功能是为“通神、望气”,这也是园林雏形的原初功能; 即便在秦之后修建的台观建筑也依旧与祈仙、望天、祭祀有关.
《诗经·大雅》郑玄注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气祲,察灾祥,时游观”.周代天子、诸侯的“美宫室”、“高台榭”成为一时风尚,台的游观功能开始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要的宫苑建筑物,并结合绿化种植形成了以它为中心的空间环境.台开始有了除建筑物以外的另一层意义:“苑台”(台和周围种植所形成的空间),向着园林雏形的方向上转化了.发展至东周时更为普遍,在战国七雄的离宫别馆中,一半以上都是以台为名的.[15]
秦人好大喜功,有建造大型工程设施的偏好,至汉代,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力扩建上林苑、甘泉宫、筑建章宫、昆明池等工程皆极尽奢华.其中,柏梁台“以香柏为之,香闻数十里”(《汉武故事》),还作梁柏铜柱以支撑荷载[16]; 井台高约五十丈,“言筑累万木,转向高架,如井”[17],说明这时期高台建筑的技术与结构非常复杂,具有彰显国威、标榜时代的功能.宫殿区的台观一般都建在池苑的核心位置,具有观赏,游猎远眺,休憩的功能.汉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用于观览、游憩相对较小的高台,如掖庭宫众艺台(宫人教艺之所); 未央宫钓台、曲台等.大型苑台建筑也是朝臣、文士聚会与议事的场所,国家有时也会进行礼仪、宴宾、会盟、军事检阅等活动,具有公务和社会性质.(见表1)
高台建筑是一个个耗时耗力的庞大工程,随着东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形成,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改变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上山水审美意识的逐渐形成,以竖向构图为主的高台建筑开始减少并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秦汉之后除用于观测天象的司天台外,单纯意义上的庞大高台建筑已不多见,唐代华清宫的按歌台、午马台以及泾河南岸五陵原畔的瀛洲台等,规模都不大.后来的宫殿庙宇虽多以宏大台基作为烘托但比例和形式与秦汉时期已有较大差异,台观的“台”后来成为道教的宗教场所名称,台榭的“榭”发展成为园林建筑中以“籍”景为特色的一个重要类型.
西周至秦汉的数百年间,道家思想长期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一思想中,“一切由‘道'产生、发展,即万事万物都是由道那里演化出来,又都得回到它那里去.基于这样的宇宙观,中国人的空间概念与西方人是大不相同的,对宇宙的无限空间,不是追求无穷,一去不返,而是‘目既往返,心亦吐纳'(刘勰《文心雕龙》)即‘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上是一种‘仰视俯览'的观察方式”[18],在大量的汉赋中可以看到关于这种视觉体悟方式的描写.高视点建筑的另一种观察方式为“游目环瞩”[18],这两种独特的方式也分别体现在中国长条形立轴构图与横批长卷式构图的取景手法中.高台榭,正是中国人空间意识,视觉审美的物质载体与见证; 也同山水画中的‘三远'画法及散点透视表现一样,都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空间概念与艺术精神的例证.
台观建筑之上多建有宏大殿宇:神明台“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17]、通天台可容三百祭祀[6]、鸿台“高四十丈,上起观宇”[17]、井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之形”[16].从这些记载中足以想象它们的规模和尺度.在部分高台建筑上还建有悬阁、辇道,这些设施既保证了在空中阁道中通行的安全,又为人们提供了从高空俯瞰宫观苑囿的视角[17].可见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营建一百多米高的楼阁,除以夯土分层垒实为基外,结构精妙的木质构架也是主要类型之一.台观或台榭不一定只是单幢的,也可能为一组壮丽辉煌的建筑,或为门阙(如射熊观为长杨宫门前的双阙),或与宫殿建筑群结合.《淮南子》中对云阁的描述——高台层榭,接屋连阁[17]可作为这一时期台观建筑的总体美学意象.
古长安地区水网发达,池沼遍布,诸多高台建筑位于池中或与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大雅》的灵台篇中有“于论鼓钟,于乐辟雍”的描写,根据《白虎通》“辟者,象璧圜以法天,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等几种文献记载,说明辟雍的形状是一座犹如小山丘的土台,周围环绕着犹如圆璧的水池,据此推测周文王所建著名的灵台则很有可能被这一带圆形水池所环绕[15].秦汉时期,建章宫的太液池中除了避风台外,池西北还有利用挖池的土方堆筑的凉风台等[20]; 气势最为磅礴的昆明池周边,“列观环之”的建筑群构成了上林苑中规模最大的建筑集群[21],除了池中的豫章观外,著名的还有池南细柳观和池东白杨观,在池东侧北部和西侧北部也都均发现有汉代建筑遗址[21].此外,其它诸台也多与周边水系有关,如渐台位于沧池中,清泠台位于彪池北岸,桂台临琳池,神明台近水.(见图2)
上林苑“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皇家园林,相当于一座特大型天然植物园,既有天然植被,又有人工栽培的树木、花草,许多台观因其周边的种植而得名,如“细柳观”、“木观”[15].上林苑同时也是一座大型的天然动物园和竞技场,苑内的某些区域相当于皇家狩猎区,这也反映到许多台观建筑的命名,如走马观、走狗观、射熊观.每一个台观都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标志性景物,且有自身特定的功能和用途.上林苑规模广大,苑中有苑,是一个散点式布局的超大皇家园林,有“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21]的记载,设想将此二十余观置入上林苑约“四百里”见方的宏大范围内,彼此距离必然不近,加上周边九原拱卫,南倚秦岭太白的环屏秀色成为这些高台建筑最为显著的宏观背景空间.
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洗礼和沧桑巨变,那些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高台建筑,变成了荒蒿湮没的断崖野丘和文化遗迹,它们中有许多毁于兵火、战乱或被城市发展占压.就目前遗存的高台遗址而言,由于长期缺乏对它们历史意义、价值与特色的客观认识和有力的保护与管理,除了少部分小体量的已采取有效措施外,许多遗址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甚至被开垦成菜地,更缺乏有效的展示手段传播其文化内涵,使大众对它们知之甚少.
笔者根据踏勘和文献考证将西安目前的高台建筑遗址现状分为四种类型(见表2):类型一:基于传说,后代为纪念(某人或事)陆续建造并留存的; 类型二:遗址原状保护,已有较好阐释措施; 类型三:台体遗址残存,已经考古勘察,缺乏展示措施; 类型四:遗址显著特征已基本消失,周边环境特征依然存在.以外,还有大量正在或暂未经考古勘探,可根据文献大体推断其位置的高台建筑,都需要在下一轮的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研究其不同的保护与利用方向.
就遗址的保护管理而言,一切工作均应以科学保护为前提,以“真实性”与“完整性”为原则; 同时还应注重展示阐释出遗址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遗址所携带的历史信息,不能使遗址成为标本,使保护失去意义[26].这需要对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客观的认知与评价,在是否重建、如何阐释的问题上结合具体对象做深入地价值分析与评估.
由于遗址残损并缺乏可读性,研究、追溯并强调对其历史面貌再现的作法在我国长期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十分常见,但对于台观这种特殊的遗址类型,在重视强调初始样貌外,还要关注维护其沧桑的艺术风貌.一方面须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以考古研究为依据,采取新技术、新方法对它们的高度、体量、形式、色彩等,利用可逆化手段进行有效展示;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建立在充分尊重遗址原状、保护遗址内涵所关联的场所精神的基础上,适当允许各时期记忆并存,留下时代更迭的印记”.[26]
秦汉时期高视点建筑的存在与流行是与苑囿的规模和形式,帝王的苑居生活方式及娱乐活动内容息息相关的.无论是浩渺的水面还是漫山的树林,都展示了需要高观远瞻的气魄; 无论是检阅狩猎还是观兽赏景,也都需要远观其势而非近赏其质.因此,在探寻地域化景观特色的今天,台观建筑的合理存在需要与宏观的地理空间及景致相得益彰,不可处处仿建.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可结合城市开放空间的特色适度营造少量高台模式的现代景园建筑,在传承文化基因的同时彰显时代精神.
任何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都无法套用一成不变的模式.高台遗址处在不同的城市区位,具备不同的价值与特征,认知、辨别影响它们保护与利用的因素是做出具体判断前的必要基础.首先是遗址自身属性的影响.遗址的体量大小、保存是否完整、科学价值的高低等将会是决定展示与阐释方式的重要依据.其次是台观建筑历史特征的影响.包括第一节所述的功能方面、艺术方面与环境方面,曾于历史上记载的总体特征.最后是城市规划条件的影响.遗址无论真实性与完整性如何,都会因为地处城市区位的不同,未来周边建设方式的不同而在整体环境中形成差异化的定位.如若历史遗存较多考虑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若仅一处高台遗址位于城市广场中、在住区环境中、或处于村庄农田……都会决定其在社会层面、空间层面、游憩层面所应该起的作用.
西安在“土遗址”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期由国家批准实施的“引汉济渭”工程再次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该工程每年将向西安输送10~15亿m3的汉江水,基本相当于秦岭北坡西安段年产径流量的80%以上,这将大大改变西安地区的水环境.为了调节和分配水资源,依照相关规划,西安将建设一系列水利工程设施并形成若干水面湖沼,其中包括昆明池、沧池等历史水系的恢复和重建,规划在汉昆明池原址上恢复上万亩水面,这为“豫章台”等建筑遗址的保护利用创造了条件.随着新一批遗址公园、景区的批准建设和城市的更新改造工程,众多的高台遗址在面向不同的规划条件时,应避免进一步破坏,并更好地结合自身特征和遗址属性的区别形成合理的利用方向.基于前述的遗存现状类型划分,由于类型一、二暂不存在保护与利用的需求,以下针对类型三、四和暂未考古的诸多对象提出相关策略.
笔者结合大量实例研究和相关文献研究,将高台遗址可能采取的保护与利用方式概括为以下四种模式:A原状保护、B台基复原展示、C保护性重建; D借名复建.分别从有关“外部因素”——城市规划条件(a),和“内部因素”——建筑历史特征(b)与遗址自身文物属性(c)三方面将影响保护与利用方向的因素归纳为18个因子,通过专家问卷筛选出最为重要的11项因子(a1~a2)、(b1~b5)、(c1~c4),尝试建立模式选取适宜性评价表(见表3).在具体评估过程中,可对应表中的内容选取在每项因子符合的相关条件,再对应匹配每种模式的适宜性.也可结合实际情况将适宜、有条件适宜和不适宜分别赋予一定的分值,并将相应条件下每种模式的分值纵向相加,即CA=∑CAi,CB=∑CBi,CC=∑CCi,CD=∑CDi,最后比较A、B、C、D四种模式的评分,最高分的(C=maxCi)即为适宜的模式类型,(本方法有助于辅助设计人员做出判断,但若出现某两种模式分数相似,应进一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西安不仅是我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最主要的遗产城市之一.遗址的保护、环境的修复和文化的传承已成为西安在建设“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伟大事业中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在西安众多的文化遗产中,古代苑囿、园林遗址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蕴含丰富的内容,台观建筑遗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类型,虽有的仅存残迹,有的甚至完全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它们在我国园林与建筑发展史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永存的.为此,充分挖掘它们的价值与特征,使其得到合理的保护与利用是我们应完成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