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建都长安,西汉长安城规划也在萧何的深谋远虑下随即展开.关于汉长安城,古有“斗城”之说.《长安志》引《三辅旧事》云“长安城似北斗”.唐代崔镇作《北斗城赋》曰:“馆倚南山,云霞而上出; 城侔北斗,仰星汉而曾披.”^[1]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引北周《周地图记》曰:“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叶廷《海录碎事》卷四上《地部下·城郭门》引《三辅黄图》云:“斗城,长安故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故号为北斗城.”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六《诂笺一·北斗城》亦云:“《三辅黄图》:长安故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故号斗城.何逊《咸阳诗》:‘城斗疑连汉',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边'.‘北斗故临秦',以此.”秦建明等、李小波认为长安城市形制与北斗七星、勾陈、北极、紫微右垣星座的星图完全吻合,这是当时天人相应和法天象地文化思想的体现^[2-3].

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不同意长安城仿天象而为,指出地形和河流是造成长安不规则形状的主要原因.贺业钜、马正林、王社教、刘庆柱与李毓芳等认为长安城的不规则形状与当地的地势和河流分布有着密切关系^[4-7].董鸿闻等根据对长安城测绘指出,如果长安城北墙不顺应河势自东北向西南斜行,而是以东北城角为基准,东西一线的话,则城墙西北郊就会落在渭河高水位线下^[8].

西汉长安象天设都应当无疑,汉人明确记载以未央宫比拟天帝所居紫微垣.汉人辛氏《三秦记》之“未央”条:“未央,一名紫微宫”; 东汉张衡《西京赋》云:“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 东汉班固《西都赋》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徇以离宫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紫宫是环”.

本文推测汉长安斗城说可能与萧何营建未央宫时附会“斗为帝车”的社会文化有关.

北斗七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位于北极附近,显著而明亮,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最重要的标志.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其中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 玉衡、开阳、瑶光组成斗柄,古曰杓.《史记·天官书》记载: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 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 衡,殷中州河、济之闲.平旦建者魁; 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这段文献十分重要.战国文献《鹖冠子·环流》记载斗柄所指方向与季节变化的关联:“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星斗柄所指,古代天文学称为“建”,一年之中斗柄旋转而依次指为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夏历(农历)的月份即由此而定,“月建”(斗建)的说法在古代非常普遍.

古代将北极星视为上帝的象征,环绕北极星而转动的北斗则是上帝出巡天下所驾的御辇,即“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一年四季由春开始,此时斗柄指东,因此上帝从东方开始巡视,即《易·传》所云“帝出乎震”,震卦在东.

图1 武梁祠“斗为帝车”画像石[9]
Fig.1 Part of the stone relief in the Wuliang Temple implying Big Dipper as the Emperor's vehicle

战国秦汉时期根据北斗位置的变化来推算时间的知识十分丰富.《汉书·艺文志》记载《堪舆金匮》二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相地之书,其实不然.“堪舆”传世典籍又作“堪馀”,《隋书·经籍志三》“五行”类中有《二仪历头堪馀》一卷、《堪馀历》二卷、《注历堪馀》一卷、《地节堪馀》二卷等书名.“堪舆”又称“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伍)》中的《舆》,是一篇战国时期的堪舆术文献^[10].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篇是几种方术书的合编,其中一种即为“堪舆”^[11].战国秦汉的堪舆就是在斗建之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占卜术,主要是靠北斗雌神太阴(太岁)和斗杓(岁、小岁)旋转所指向的星宿位置来占卜^[12].“堪”是指北斗的雄神,为阳; “舆”是指北斗的雌神,为阴.战国时期堪舆术士认为这种法术是帝颛顼创制并流传下来的,称之为“帝颛顼之法”^[13].古代堪舆术占卜所依据的内容是天文,与大地基本无关^[14].

运用“斗为帝车”的观念来考察西汉初年未央宫的营建,可以揭开斗城说的奥秘.

都城建设从宫室开始,这是古代都城营建的一个传统.汉初长安城建设是利用秦渭南章台、兴乐宫基础修葺改建而成.“长乐”宫名寓意帝王“君与臣民长和”之愿望,“未央”宫名意在汉朝传之久远“千秋万岁”,寓意天子与君民长和,传国千秋万岁.长乐宫、未央宫东西而列,长乐宫亦称“东宫”,西汉初皇帝在此理政,惠帝以后为太后所居; 未央宫又称“西宫”,惠帝以后皇帝在此朝会,是西汉王朝的政治中枢.总体看来,汉初长乐与未央两宫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图2 汉代“长乐未央”铭文瓦当[9]
Fig.2 An eaves tile of the Han Dynasty with Chang Le Wei Yang inscribed on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指出了直城门-霸城门大街这条唯一横贯全城东西大道的重要性:“霸城门内的大街无论从规格还是位置,都应该属于城内的骨干大街,而不是一般的宫内道路.”“霸城门内大街应是城内的骨干大街,大街南侧是汉初在秦代兴乐宫基础上修葺而成的长乐宫,而其北侧是汉代建设的明光宫.从汉长安城内建筑布局看,这条霸城门—直城门大街对城内建筑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5-16]值得注意的是,未央宫和长乐宫都位于霸城门—直城门大街以南,这里地形相对较高,也是秦代渭南宫室旧址所在,横街以北地形相对较低,可以俯瞰渭水.

图3 汉长安早期直城门-霸城门东西大街[17]
Fig.3 The avenue between the Zhicheng Gate and Bacheng Gate in the Chang'an City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汉长安横街以南未央和长乐二宫建成最早,中间置有武库.长乐宫与未央宫是汉初长安城的军事防卫的重中之重,刘邦在长安城周边建立了“南北军之屯”,南军担任的是未央宫、长乐宫等宫殿的防御,北军担任的是整个都城的防守,武帝时曾将两万人的南军减为一万人^[18].武库之北,隔横街又建有北宫,与长乐、未央,合之即为汉初始建的“三宫”^[19].三宫皆位于都城南部,围绕武库而建,均为高祖时创设.宫殿群北面与渭河所夹地区是大面积的居民区、市场区以及其他功能区.这就是刘邦修建长乐宫以后10年间的城市形态^[20].

汉惠帝元年至五年(前194-190)修筑城墙.《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孝惠(汉惠帝)元年(前194),“始作长安城西北方.”《汉书·惠帝纪》:“(五年)九月,长安城成.”《史记·吕太后本纪》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 五年,筑北面.” 实际上,南面亦当修筑城墙.长安城共有12座城门,每面3座城门.其中,南墙中段南凸,中间为安门,安门东、西、北三宫呈品字形鼎立之势,后世又称“鼎路门”.《三辅黄图》卷一载“长安城南出第二门曰安门,亦曰鼎路门,北对武库.”入安门北去是纵贯全城的南北大道安门大街.安门大街与东西大街交汇,形成“大十字街”,将后来的长安城长乐宫居于安门大街以东,武库与未央宫、北宫位于安门大街以西.南面东门为长乐宫南门覆盎门,南面西门为未央宫南门西安门.

长乐宫南门名为“覆盎”,盎是古代的一种盆,盛肉的瓦器皿.《说文》:“盆也.从皿,央声.”《尔雅·释器》:“盎谓之缶”,《疏》:“瓦器也.可以节乐,可以盛水,盛酒”.顾名思义,“覆盎”可能表明长乐宫形似覆盎.长乐宫位于横街之南,总体上呈现横长之状,进深较小.长乐宫主要是基于秦旧宫修葺而成,形成较早,在规模与气势都弱于未央宫.

未央宫建成于长乐宫之后,花了不少人力财力,堪称“壮丽”,建成后作为朝宫之所.《汉书·高帝纪下》记载:“(七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

值得注意的是,未央宫形态规整,宫城四角,加上南凸安门东西城墙两端,以及其间折线连接的拐点,一共七个点,总体上呈“覆斗”之形.朝宫未央宫正好位于“斗”中,正合“斗为帝车”之说.称之为“斗城”,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汉代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南面正门取名“安门”,其西朝宫正门取名“西安门”,最先建成的两大宫殿取名“长乐未央”,凡此都强烈地表达出汉初政治集团希望长安久长的意愿.未央宫之布置附会“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这与未央宫特殊的性质与地位,汉初的未央宫与城墙的形态,以及统治者的意愿等都是吻合的,推测是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客观反映,这也为后人从“斗城”之说来窥探其真相与事实提供了消息与线索.

顺便指出,既然未央宫之布置附会“斗为帝车”,相应地,未央宫就处于紫微垣的位置.东汉班固《西都赋》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其中“据坤灵之正位”说明萧何规画长安城时,运用“形法”置未央宫于九宫之坤位; “放太紫之圆方”则说明萧何还运用“象天”之法,将未央宫附会天象之紫微垣.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放太紫之圆方”除了提到紫微垣外,还有太微垣.太微垣位于紫微垣之南(更确切地说是东南),这为进一步探讨汉长安城南郊建设提供了启发,待另文论之.

图4 西汉长安城十字街与覆盎、覆斗之形[21]
Fig.4 The cross street and the shape of the overturned Dou

秦汉以来,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都城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也是帝国政治与文化之标征.都城规划是国家大事,秦咸阳与汉长安的规划,都集中体现了当时的规划思想技术与方法.秦汉都城规划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象天法地”,崇尚“天-地-人”整体观.“象天法地”语出《周易·系辞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到了秦汉时期,象天法地开始运用到都城规划上来.众所周知,秦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帝国,皇帝以“天子”自居,所辖疆域是“天下”,所居都城则是“天下之极”“天子之都”,标榜“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因此,都城规划比附天象的思想做法开始盛行.

在秦咸阳从王国都城走向帝国都城的过程中,因势利导地出现了“横桥南渡”抑或“阿房渡渭”两种象天模式^[22-24].规划的核心是确定天极(紫宫)的位置,与天极(紫宫)相对应的地面建筑是朝宫,也就是天子施政的地方.本文研究揭示,西汉长安城规划同样运用了象天思想,确定天极(紫宫)与地面相对应的朝宫(未央宫),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一个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的是,汉长安规划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斗为帝车”的文化观念,从而将未央宫-紫微宫与北斗七星联系起来,因此长安城获得了“斗城”之称.本文研究表明,象天设都是古代都城规划中常用的一种手法甚至可以说一个传统,象天研究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仔细的甄别与解读,复原象天设都及其变化的真相; 同时,象天设都的复原也为正确认识文献产生的背景,还原似非而是的文献记载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