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安开始了城市现代化建设,莲湖公园和革命公园均依托城市中重要的历史遗址建设,为古城增添了新的空间类型,这不仅是西安市遗址公园最早雏形,亦是城市更新的绿色起点.1953年,西安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中提出保存唐长安和明清时期城市空间格局,并倡议在历史名园或遗址所在地上规划建设公园绿地.1958年,兴庆宫公园依托唐兴庆宫遗址建成开放,在保存历史遗迹、展示文化内涵的同时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及周边市民的休闲游憩场所,初步体现了公园与城市发展间的互动.

1980年,西安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中首次提出“遗址公园”构想、保护明城格局完整性、凸显唐长安格局以及保护周秦汉唐重要遗址^[5].1983年,环城公园建成既保护了遗址又增加了城市公园绿地指标.1995年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提出保护、恢复和展示唐大明宫遗址,开始从城市整体考虑对历史遗址的保护对策和方法,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来促进遗址保护利用.此阶段遗址保护思想已从单一个体遗址保护展示转向系统整体的古城空间格局延续,对遗址公园模式的探索与实施也逐渐成熟.

2005年,《西安宣言》强调遗址“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西安加大了保护力度,遗址公园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陆续修建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唐城墙遗址公园等不同文化主题的遗址公园以实现对遗址及环境的开发利用.2008年,西安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提出将西安建为历史古都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6],2010年,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其理念模式、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均具创新性和代表性,其作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有机更新,开创了“大明宫遗址模式”^[7].总体上,近20年是西安市遗址公园的建设高潮,积极主动将遗址保护与公园形式相结合,寻求遗址保护、区域开发和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赢之路.

城市规划对遗址公园建设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引导城市发展时序和空间功能需求的同时,也指导了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图2);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增长特点也与城市空间更新、发展、扩张的各个阶段紧密相关,即由中心城区出现,逐渐向紧邻的新城区和近郊区拓展,最后空间变化集中于城市边缘区(图3).遗址公园发展过程体现了遗址保护由静态的“历史见证保存”转变为动态可持续的“文化意义传承”、由“以物为本”单一保护转变为“以人为本”整体弘扬,遗址社会价值逐渐放大^[8-9]; 西安遗址公园不断向世人展现这座古城的多元内涵及历史韵味.

图2 历版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内容变化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main content changes of Xi'an urban master plan in calendar edition

图3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演变
Fig.3 Spatial evolution of heritage park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从文化主题来看,西安主城区28处遗址公园里古都文化类22个,宗教文化类4个,但革命文化类和民俗文化类均只有1个; 从遗址年代来看,唐文化遗址公园有13个,清代和近代各仅1个.由此可见,西安市现有遗址公园的文化地域特色性较强,但遗址资源的多样性不够.

从其“公园”属性来看,依据公园绿地相关标准规范,借助ArcGIS软件计算对应缓冲距离,分析遗址公园服务范围(图4),可发现居民步行5 min可达面积109.9 km²,占主城区面积12.2%,步行10 min可达面积180.1 km²,占比20%,步行15 min可达面积252.7 km²,占比28%,整体上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服务范围较广,其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和雁塔区的遗址公园可达性较好,居民可轻易到达并完成日常休闲游憩及文化娱乐活动,其余行政区的遗址公园服务范围较小,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传播和居民文化游憩活动; 其次,通过ArcGIS核密度分析,将结果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7级,叠加主城区行政分区并归纳其整体分布特征,可见主城区遗址公园呈“单核”分布特征(图5),主要集聚在主城区东南部雁塔区的曲江新区,而中心区域遗址公园有集中成片的趋势,边缘区遗址公园集聚度较低,空间分布不均衡.

图4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步行可达性分析
Fig.4 Analysis of walking accessibility of heritage park in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图5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核密度分布
Fig.5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heritage park in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近四十多年(1980—2022年)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数量持续增长,平面形态大致可分为点、线、面状三种类型,其织补完善了城市绿地系统,但在城市空间基底上依旧呈破碎化状态.遗址公园建设有助恢复和彰显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强化城市轴线,增加传统历史空间格局与遗址公园的耦合协调度; 将遗址公园现状形态和城市历史片区叠加(图6),由ArcGIS计算得历史片区总面积约133.9 km²,可发现共21处遗址公园与历史片区叠合面积约28.9 km²,占比21.5%,但目前遗址公园间的连贯性和联系性有待加强^[10],仍需补充建设遗址公园进一步展示城市历史格局.

图6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分布与历史要素叠加图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overlay of heritage park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修补模式遗址公园多位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居住用地为主的老城区,利用遗址公园进行绿地渗透和绿网织补恢复缺失的文化生态功能、补充生活文化设施、提高公共绿地品质,激发片区活力.此类遗址公园多为点状或线状空间形态,规模面积和空间影响范围较小,涉及资源利益较少且建设迅速; 因此,修补模式下的遗址公园注重对片区文化生态功能的修复,在提高城市绿地率、强化历史文脉和生态特质的同时,能引入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休闲娱乐业态,以此提升宜居品质; 但该模式遗址公园对区域整体推动作用较弱.

以兴庆宫公园为例(图7),1958年,在唐兴庆宫遗址西南角建设的兴庆宫公园^[11]建成开放,内部大致分为娱乐区、健身区和观赏区,作为片区绿心,兴庆宫公园景观风貌和功能定位都具有典型城市公园特点.公园处于居民区中,其建设偏向以公共生活为导向的公共绿地空间更新,公园休闲游憩功能超过了内在的文化意义.对城市而言,现代西安延续着隋唐长安城市格局,兴庆宫公园位于隋唐长安城东西轴线廊道上,它的建成进一步凸显了古城格局; 另一方面,兴庆宫公园绿化面积高达37 hm²,绿化覆盖率达公园总面积的86%,公园丰富多样的植被和较高的绿化指标也改善了西安生态环境和区域气候.60年来,兴庆宫公园多次改造,遗址公园满足了人们在生活、生态方面对城市绿地空间和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其在片区发展中扮演着“绿地补丁”的角色.同时,依托遗址建设的兴庆宫公园凭借其盛唐文化氛围和山水园林景观打造了城市中的生态休闲交往地,吸引市民游客健身游憩和休闲娱乐.总之,兴庆宫公园建设是对城市功能的修补和对空间布局的优化,不仅展示了西安历史沿革和形态风貌的变化,还承载了周围市民的生活体验和集体记忆,对延续旧城文化生活起重要作用.

图7 兴庆宫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7 Diagram of Xingqing Palac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共生模式指遗址公园空间本底优越且环境品质优良,多致力于打造主题性精致开放空间,以契合片区发展定位、协调融合传统与现代化功能、实现片区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竞争力提升.此类遗址公园多位于文旅、商业和科教集中的新区,其规划建设时间相对较晚,作为组织片区空间功能的主导核心要素,功能统合性较强,规划建设时序与片区整体相关且一致.因此,共生模式下的遗址公园空间影响范围中等,多依托公园内部的绿色开放空间构建特色化城市地标,结合其高品质的游憩服务设施进一步承接城市大型品牌活动^[12]、地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和区域交流交往活动.此模式的遗址公园在协调城市新功能时,多注重遗址主题特色开发和对城市片区的统合带动作用,会弱化对遗址的关注,易忽视对遗址资源的保护和遗址价值的彰显.

以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例(图8),随着新区和遗址公园建设,形成了以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中心,周边辅以居住、商业和文化服务等功能的人居空间发展模式.曲江池遗址公园服务于曲江新区文旅发展目标和游客多元文化景观诉求,通过恢复性再造历史人文景观达到功能和环境的协调^[13],着重塑造“公园”休闲游憩功能、注重文旅的创新性开发设计以体现休闲生态主题.对于曲江新区来讲,曲江池遗址公园与新区其他五座遗址公园共同构成了曲江系列遗址公园,规模高达100 hm²,从生态角度完成对城市新区绿色空间的调整和补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于西安市来讲,曲江系列遗址公园因面积规模较大、分布集中,形成了市区独特的生态景观带和历史人文新地标,保持着遗址公园与城市空间的互促共生状态.

综上,共生模式的曲江池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为适应新区功能,积极与城市更新改造相结合,完成了西安市主城区多元人文空间的更新置换,塑造了城市新形象的同时提高了城市绿化率,带动了周边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和生态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14],这是西安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共生共荣的新模式尝试.

图8 曲江池遗址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8 Diagram of Qujiangchi heritag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整合模式指遗址公园作为片区和城市更新发展的前置性、基础性要素,其规划建设能促使片区消除阻碍要素、控制无序要素并整合积极要素,达到空间有序调整、功能有机组合和片区组团发展.此类公园多为面状形态,规模面积和空间影响较大,建设前遗址区内要素杂乱或有危及遗址本体安全的可能性,建设过程涉及大量用地及功能的置换.因此,整合模式的遗址公园对城市功能重塑与活力氛围激发的推动力较强,一定程度上能带动所在片区多方面显著发展,引领城市转型,但此类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伴随多方利益资源变化,建设过程缓慢且难度较大.

以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图9),民国时,大明宫遗址区因铁路建设成为难民聚居之地,并催发商业区和工业区的形成; 1995年,西安市第三次总体规划提出旧城外建新城的模式后,大明宫遗址区由郊区变为市区,周边用地为居住、工业和公共绿地,此时呈散点状空间特征.2005年《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公园建成后变更周围用地性质,之后遗址区开始风貌整治,包括用地重组、城中村拆迁改造和道路拓宽延伸,这改变了片区空间形态,此时空间特征为依托道路的带状延伸式; 2008年,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始建设,2010年建成开放后遗址公园触媒效应逐渐凸显,并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周边商业和居住呈组团状向周围扩散,该地段也转变为城市新区.总体上,随着西安城市扩张,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区位由北郊棚户区到城市建成区再发展为城市新区,遗址区及周边的空间形态特征随着遗址公园建设、城市发展和规划管理政策也发生改变,即由散点状到带状再到组团状分布^[15].

综上,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破了该区域各类要素交织的局面,推动城市格局更新,重塑城市主要轴线,形成标志性空间; 通过遗址公园的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文化再生、路网完善和人居环境改善,有效引导破碎化空间的整合重构,遗址区达到了各类要素的平衡状态.

图9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9 Diagram of Daming Palac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今天城市发展更多将人与自然放在同一价值体系中考虑,形成“人—城市—自然”三者互融互动循环,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也是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路径^[16].西安在转型过程中要注重发掘利用遗址资源所代表的众多“文化资本”,结合遗址背景环境优化现有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新型遗址公园,同时将绿色化、智能化理念融入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全过程:规划期贯彻绿色低碳理念、建设期运用绿色创新技术、运营期形成绿色治理管理.协同国土空间规划、结合城市发展演进及遗址公园内部情况建立动态化精细化的预测系统,对西安市遗址公园进行未来情景模拟与演变预警,实现动态灵活的遗址公园调控模式,促使遗址公园形成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并重的发展模式.

遗址公园模式是城市对自身历史文化底蕴特色的探索开发,也是城市发展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见证; 因此,在当前提倡绿色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遗址公园规划建设需立足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全面考虑自然生态特征^[17],关注生态环境产生的绿色价值,通过“城市双修”将遗址公园的文化主题空间、自然生态空间及休闲游憩空间有机融合,并以遗址公园为媒介完善城市绿色网络系统和历史人文系统,构建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圈,形成公园与城市、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实现人本理念下“人、城、境、业”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将现有遗址公园承载的人文资源融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有效手段是构建整体性、多层级的遗址公园体系统合协调并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18].根据点状、线状和面状形态不同,遗址类型、文化内涵特点不同,以及市级、区域级和街道级的等级不同,全面梳理并分类加强管控.

点状遗址结合遗址面积、片区人口规模和功能,可考虑引入多中心组团式的公园模式,占地面积较小的遗址建成口袋公园或街头游园等小微绿地,结合其他类型绿地形成生态斑块,既丰富了公共文化空间,又增强绿地空间的组团感和可达性,实现市民出行300～500 m到达公平共享的绿色空间.线状遗址公园是联系城市绿地系统和遗址公园体系的纽带,有机整合线状遗址等文化生态景观,拓宽延续线性遗址公园,提升主城区线状遗址公园的景观品质并构建城市生态绿廊,使其与城市水系相联系,提高蓝绿空间的连通性,建立蓝绿生态网络^[19].面状遗址公园规模大且涉及区域广泛,可发展成为区域绿地组团中心; 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面状遗址公园可作为城市生态基质,调节市区生态系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位于城市边缘区的面状遗址公园可与自然山水结合,统筹郊区的自然生态景观,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在不同形态、规模和等级的遗址公园发展模式的构想下,因地制宜构建遗址公园之城,完善城市历史空间格局,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人文的均衡发展.

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园林绿化景观和开放性绿色生态空间,三种发展模式的遗址公园皆综合了多种功能,挖掘提炼每个遗址公园独特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突出差异化、多样化的文化主题特色; 设计历史感和地方感并重的建筑及设施^[20],构建生态智能的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加强自然与人、设施与人的互动,提高遗址公园的人文关怀及服务质量,满足人们对于绿色空间的多元需求.

结合三种发展模式的特征和不足,将其优化为更适合市民生活的绿色高品质模式.修补模式的遗址公园应从宏观城市发展角度出发,结合城市战略目标,利用片区现存空间文化资源形成文化生态链,集合片区的资源、品牌、经济和社会要素,丰富遗址公园的内容形式^[21],增强人文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联系性,创造自然、人文与创新并存的多层次生态交往空间.共生模式的遗址公园应及时更新改造内部的文化要素,在真实保护遗址基础上,综合考虑格局地形、植物水体、建筑单体等要素设计^[22],塑造多功能场景、提供差异化体验,与文化旅游产业功能进一步融合,并建立与城市空间、产业发展的耦合机制和框架模式^[23],使共生模式的遗址公园通过功能耦合方式由片区文化内涵的传播走向区域文化旅游价值的凸显.整合模式的遗址公园促进区域形成稳定组团发展模式之后,可引导其跨区域与其他遗址公园实现多维度协同联合,依托政策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开发区域文化产品,实现空间功能与市场要素的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